记者：马瑾倩    老人无法出示健康码进站遭拒、94岁老人被抬进银行做人脸识别……疫情发生后，老年人在智能时代的困境凸显，引发社会关注。据统计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，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，老年人的“数字鸿沟”亟待解决。 去年11月24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》，提出到2020年底前推动各项传统服务兜底保障到位；2021年底前推动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更加普遍，传统服务方式更加完善；到2022年底前，解决老年人面临的“数字鸿沟”问题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。 专家认为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公共政策应从温度到制度，实现更长远的制度安排。 被迫“上网” 定期从位于昌平的北京六环居住地到城里医院开药，进门一道访客信息扫码登记，一道健康码扫码登记，64岁的李爱英（化名）总是卡壳。 在门口站了十分钟，北京健康宝在哪还是没找到。最后往往是乖乖把手机交给医院工作人员代为操作。“我拿手指在微信上往下滑，健康宝那个红塔（图标）没出来，还老是给截了屏。”李爱英不好意思地笑笑。 过去一年，“健康码”成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出行标配。 去年2月11日，杭州率先试行“绿、红、黄”三色码动态管理，到月底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推出“防疫健康信息码”，通过实名认证便可汇聚卫生健康、民航、铁路等数据，确定是否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、疑似患者，或密切接触人员。 “健康码”借用高效的信息化手段筑起了一张有效的“防控网”，却也成为很多老人的“迫不得已”。 去年7月，大连地铁站内一位听力有障碍的老人未按要求出示健康码强行进站，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；8月，黑龙江哈尔滨一位老人乘坐公交车，因没有手机无法扫健康码，被司机拒载…… 疫情发生后，类似的事件频频发生，从电视上看到这些新闻，李爱英心里更多的是感同身受。 每天，不少老人会趁早去超市抢购特价菜。疫情期间，进门展示健康码成了例行检查。“我这个健康宝怎么上不去？”有老人拿着手机操作半天未果。原来长时间未使用，健康宝需要重新登录。 姓名、身份证填写、人脸识别、14天内到访地点、是否发热咳嗽……一系列操作把他们拦在了门外。门口桌上摆放着纸质登记表，李爱英和不少老人一样，选择用笔在纸质登记表格中留下信息。 疫情之下，互联网技术的更广泛应用，凸显了老年人面对数字化生活的不适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，去年3月-6月，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网民占网民总数从6.7%上升到10.3%。这意味着，中国有3400万老人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成了网民。 长期从事老年传播研究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认为，疫情让许多老人“被迫”上网。 拿药的第三个月，医院门口一个年轻人教李爱英，“在微信界面，要一根手指从屏幕当间儿往下拉”，北京健康宝小程序出现在列表中。手机上的智能手势操作要求，几根手指、从哪个位置、怎么滑动，比她想象得还要复杂。 隔阂 李爱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，是2016年独生女儿出嫁时买给她的。 “我平时爱好可多了，泥塑、石雕、剪纸……哪有空玩手机。”一直以来李爱英只用按键手机，在她看来打电话、发短信能满足所有需求，智能手机反而让人沉浸在虚拟世界，丧失了生活和人与人之间正常情感交流。 直到四年前，女儿出嫁搬去朝阳区的新家，忙于工作的年轻人整月回不来一次。老伴儿用智能手机能看到女儿新发的动态，新家添了家具、小两口去国外玩、厨艺进步做了一桌好菜……“别人都有，就我没有。”李爱英撒娇，女儿给她买了当年的国产新品。跟女儿的连结，似乎又回来了。 新手机到货，李爱英慢慢接受智能手机，学怎么加好友、发消息、刷朋友圈。但对于新网络技术，总还有些“消化不良”。 复诊结束，李爱英站在医院门口，拎一兜子医生开好的药招手打车，又站了半小时。李爱英不明白，明明没人乘坐，出租车为什么不愿意停下来；早晨去超市买菜忘了带钱包，李爱英慌忙从等待结账的队伍里“逃”出来，换智能手机的第四年，她还不会也不敢用手机扫码支付；每月固定时间去银行营业厅取养老金，能办理业务的窗口却越开越少，队越排越长。 李爱英与智能社会的隔阂，是老年人群体面临的普遍问题。 青岛市老年学学会老年人社情调研专业委员会常委李智勇至今记得，八十多岁的老人连续5次指纹解锁失败，手机禁用30秒，脸上懊恼挫败的表情。于是，指纹解锁功能被很多老人在自己手机上停用，有时候密码也记不得，干脆什么都不设置，用起来最方便。 与年轻人相比，老年人对于网络世界往往心存恐惧，导致其进入新媒体空间存在一定的困难。“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，老年人的虚弱、无助、多病，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，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，”周裕琼发现，“习得性无助使得有些老人在对手机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就自我否认，‘这东西我一概不懂’‘人老了，记不了这么多事了’‘能记得自己吃自己喝就算不错了’，他们把信息技术所代表的新生活与习惯了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，玩手机仿佛就是不务正业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9年末，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2.54亿人，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18.1%。民政部数据显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，迈入中度老龄化。人口结构越来越“老”。 而老龄群体中，接触互联网的仍是少数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去年9月发布的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20年6月，我国网民规模达9.40亿，其中60岁及以上的网民占10.3%。这意味着，即便已经在三个月内激增3400万名老年网络用户，仍有超1.57亿老人从未接触过互联网。 在信息社会，他们常被称为“数字难民”。 “一定要教会我打视频电话” “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监狱图书管理员Brooks出狱，面对脱节的快速变化的社会，老人是无助且绝望的。”四年前，还在读大学的李智勇参与到“教老人玩手机”的社区服务项目。在他辅导过的社区老人里，近1/4连手机打字都不会。 他的服务对象中，73岁的张爷爷有一个独生女儿，几年前嫁到外地。让他印象极深的是，一个小时的手机课，很多老人逐渐坐不住，课后唯独张爷爷单独走到李智勇身边，用恳求的语气，“一定要教会我打视频电话。” 张爷爷拿出刚刚课上做的笔记，对照步骤一遍遍尝试。找不到女儿的微信号、进入聊天界面找不到语音键、错点一旁的“拍摄”键退不回来……“几乎把能出现问题的每一步都试错了，”李智勇有些哭笑不得。半个小时后张爷爷终于拨通了视频电话，不放心还自己又从头操作了一遍巩固记忆。走之前，李智勇给张爷爷把女儿的微信设置成了置顶。 几天后，李智勇收到张爷爷发来的信息，“我给女儿打通视频电话了，见到了1岁的外孙，谢谢你小伙子。” 类似的手机培训课在全国各地逐渐开始推广。去年重阳节期间，北京市老龄协会提出组织“我教老人用手机”活动，让家庭成员、社会大众，都参与到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教学中来；南京市民政、卫健等部门不完全统计，南京全市超过700所老年大学开设了智能手机培训班，每年培训学员数万人。 “老人数字化需要跨越三个过程，数字接入反哺、数字技能反哺和数字素养反哺。”周裕琼说。 青岛大学智慧健康老龄化研究中心2018年专门建立了一个学生社团，与社区合作“陪您玩手机”的志愿服务项目，累计服务老人3000人次。研究中心负责人朱礼华说，“家庭往往是‘数字反哺’第一站，而在这一站上缺失的老人，往往更需要的是陪伴。” 在朱礼华协助下，李智勇编制了手机学习教材，在社团中沿用至今。教材分使用WiFi、拍照录像、便捷功能、微信操作、安全隐私、手机支付和手机购物共七章。 周裕琼认为，围绕手机出现的代际鸿沟，更多表现为数字思维与传统思维的碰撞，数字生活方式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。“光靠直接领进门是不够的。老人们数字思维匮乏，导致他们体验的互联网和年轻人所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，即便数字融入了，也会带来数字区隔的结果。”周裕琼说。 破除数字区隔 周裕琼所说的“数字区隔”，随着人脸识别、无现金支付等数字技术的推广日益突显。 94岁老人为激活社保卡，家人在银行将其抱起才通过人脸识别认证；老人冒雨用现金交医保遭拒绝；早在两年前，一名九旬老人社保年审时，由于需要录入指纹、拍照识别，必须本人到场，没有电梯被家人抬上三楼；在银行营业大厅，每到退休金发放日，习惯使用现金的老人拿着存折在人工窗口前排起了长队。 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困境，去年以来频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。但在“技术”与“机器”面前，老年人选择了“沉默”。谈到在快速发展的智能化时代遭遇的困难，接受采访的老年人归因于自己，“跟不上时代”“给大家添了麻烦”。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陆杰华认为，“科技向善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，企业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，促进产品服务适老化。“政策制定者、技术开发者也有一天会变老。不仅仅是家庭、社区、社会组织，数字反哺是整个社会应当承担起的责任。” 去年11月，无锡火车站摆出显眼通知：老人机、手机没电、无微信、不会操作、无手机等问题，导致无健康码，有专门通道可解决。这则通知引来无数好评。有网友评论，一座城市的温度体现在，它是如何对待那些被遗忘的少数人。 事实上，早在去年9月20日，无锡火车站便开始实施这一制度。无锡火车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小组负责人胡志广介绍，整个旅客流量中，没有手机、只有老年手机、没有微信占比较大，占到总流量的1/8到1/7左右，每天总量有两千余人。 “没有手机，就通过身份证查询相关信息；用老人机，就由志愿者用自己的智能机扫码，代为验证；没电的提供临时充电。”胡志广说。 随后，越来越多地区陆续推出人性化健康码查验政策。 北京刷身份证、社保卡、养老卡可查健康状态；广州发布通知就医等情况无健康码可用纸质证明；黑龙江身份证件、纸质证明、通信行程卡可作替代，逐步实现“刷卡”或“刷脸”通行；青海在已实现“信康码”全国一码通的基础上，研发上线“信康码”代领、“信康码腕带”等功能…… 疫情下公众感受突出的健康码出示难题，因为无锡火车站的多做一步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，激起温暖涟漪。不久，老年人智能技术运用困难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响应。 从温度到制度 去年11月24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》，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、就医、消费、文娱、办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，提出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，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。2020年底前集中力量推动各项传统服务兜底保障到位。 随后，文旅部办公厅、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布通知指出，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不得因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调取“健康码”等原因，拒绝老年人进入；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可安排老年人凭身份证、老年证等有效证件登记进入，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。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发布通知，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，除汽车客运站、客运码头、民用运输机场和出入境口岸等特殊场所外，一般不用查验“健康码”。需查验“健康码”的情形，不得将“健康码”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。 今年1月起，工信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“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”，首批将完成115个公共服务类网站和43个手机App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。 “当前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应着重适老设备等硬件建设，社会和民生建设方面的公共政策应更加体现年龄包容，体现尊老爱老孝老。”陆杰华认为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公共政策也应从温度到制度，实现更长远的制度安排。 陆杰华提出，“数字化时代的老年友好不是看对城市区域、高端收入人群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兼顾农村地区、低收入群体，公共政策能否公平相待，实现代际和谐、推进社会公平。”陆杰华认为，老年友好城市的建立目标是，消除老年人参与家庭、社区、社会生活的种种障碍，给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规避风险的社会环境。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《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设指南》中提出，建设老年友好城市分成八个主要方面，包括室外空间和建筑、交通、住所、社会参与、尊老和社会包容、社区参与和就业、信息交流、社区支持和健康服务。 “事实上，数字化时代正在更新对老年群体的界定。”陆杰华说，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符号，不代表身体机能的衰减，2.54亿老年群体并非趋同。“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，人们开始有‘变老拖延症’，心理年龄更多决定了老年人具有很高的学习动能，可以适应数字化时代。” “科技向善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，企业应承担起社会责任，促进产品服务适老化。政策制定者、技术开发者也有一天会变老。不仅仅是家庭、社区、社会组织，数字反哺是整个社会应当承担起的责任。 ——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陆杰华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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